推进“五个一”帮扶工作 聚力脱贫攻坚

重知轻行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有市场的。

我们来看告子的人性学说。由此可以推断，在孔子二、三传弟子那里，性与心之志相对。

关于人性的内容，告子云：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人性的内容无外乎人的以食色为核心的生理欲望、感官欲求。而从孟子关于人性本质的讨论来看，孟子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本性。这样，我们一方面无法确知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全貌，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论衡·本性》所记载的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的史料研究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虽然没有自己的著作传世，但是，毕竟有思想存于《孟子》之中，不过，《孟子》中所载告子之思想既不是对告子所有思想的完整记述，也不是对告子某一方面思想的完整记述。庞朴解读有性有生曰：本来性就是生，生就是性，当时一般大概都是如此理解的④。

人性是人先天具有的内在本性，人性的内容包括善的东西与不善的东西，是情欲智礼德，那么，人性从何而来?或者说，人性的内容从何而来?对此本原式的追问，需要从人性之外寻找答案。《孟子》所载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有两处。要对人性系统中性欲为善为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作出合理解释，应作某种层次、类型划分。

孟子指出四心和四德为人所固有，但是如果不去求取就不会得到。在二程看来，性为道、为理，而道在每个人身上均是善（天命之性），他们明确把五常视为性的本质规定：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很显然，孟子所谓的性善是指人内在拥有善的禀赋，是指人人皆有善根（秉赋与可能），是可以为善，而不是现实形态的性善。而王守仁的《传习录》则直接论及到了恶性：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尥恶性。

但是孟子终究立足于人怎么样同告子辨论人性有无善恶抑或无善无恶问题。如果说近现代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证明人天生赋有某种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或同情心）的话，那么断言人生来就具有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

有的认为荀子的性恶论不是性本恶论而是性可恶论或性向恶论，有的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是性无善无恶论或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一而足。张载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为人之心所以异于庶物者独在于此也。（《解蔽》）这里，荀子从可知论的角度确认人具有认识事物之理的能力。

对顺性、率性的责任伦理，明代大儒方孝孺也有自觉的体知，他在《养素斋记》中说：惟知率性任质，直躬正色，无求于人。他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从性善论创建的目的来看，孟子之所以言性善、道性善，大力倡导人性善思想，突出人高于动物的道德潜能和特质，正是为了以此提高人的道德自信心，激发人发挥伦理主动性、创造性和自觉性的责任观、使命感。第一，荀子以性恶善伪为基本内容的人性论，批评孟子颠倒了性与伪，指责孟子把仁义礼智这些人为性因素当成了性，如此荀子不会将德性和知性看作性，否则就会导致他思想混乱或自相矛盾。

对人性善与不善的判定，影响人们对道德及其责任的看法。6.成就善性的责任 与孟子倡导性善论不完全相同，董仲舒的人性论既提出了性三品说，也提出了性有善质而未能善说，他不仅从天性和才性维度揭示了人的责任和王教之化的责任，而且进一步从天性和善性相融合的角度，从继善成性方面阐释了人应当成就善性的责任： 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

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观念，实质上提出了正理平治的责任律令，他要求借助于正理平治的手段使人去善避恶。

1.必求于外的责任 荀子提出了人之欲为善观点：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与孟子把人性规定为道德性不同，荀子将人性限定为人的各种自然欲望或自然需要，把欲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加以确认：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学会反求诸己：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令人遗憾的是，荀子未能更加深入地从积极意义上揭示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在推动人建功立业、成己成人、外王事功等社会责任方面的动力学功能。一、善性的特质 善性一般指谓人善良的本性。孟子把性善应然化，从性是推出性应当，故此他所说的性善包括向善、可善、成善、为善多个向度。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对人的特性的揭示可以归结为两点：善性和知性

如果讲郑注的特点，那就是重训诂、音韵，这与郑玄其他经典的注释特点也是一致的。所以他在对孔子的解读中认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王国维也认为，郑氏所据本，固为自《鲁论》出之《张侯论》，及以《古论》校之。如果在何晏的《论语集解》、江熙的《论语集注》里面都没有，而另外所有的当时通儒的解释，皇侃也把它采取进来，以示广闻也。

在玄学里面，王弼作为通儒被引用，是最明显的代表。[26] 很明显，他用道的体用，也就是理学的体用论来发挥、解释《论语》里面忠恕一贯的思想。《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第三，汉人的解释是以训诂字义为主，曹魏时期就开始走向了义理诠释的发展。

续补是说孔门《论语》编好了以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本子又续增了一些内容。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7]，他的《张侯论》在当时很受重视。

汉文帝的时候立传记博士，其中《论语》也置了博士，跟秦末陈涉称王的时候立博士是同类的，表示出当时《论语》受到很高的重视。既有三本，而篇章亦异，《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篇内倒错不可具说。

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部《论语》的注解都能够发挥出很重要的思想，但是几千年绵延不断对《论语》注解，而且中华文化里面历代主要的思想家对《论语》的注解，的确塑造了孔子和《论语》的生命，缔造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生活，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构成了浩浩荡荡孔子文化的景观，中华文化的生命之流也是这样传承和发展的。《论语》中的论字，照《汉书·艺文志》来讲是辑而论纂，即编辑整理的意思。

像游子那一章，他说：王弼曰：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如果从文献和文献解释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从汉代到清代，《论语》历来最重要的注释，恐怕是一部围绕何晏《集解》为核心的《论语》注疏史，表现出力图理解古注求文本原意的解释意向。除了这两类诠释学以外，还有第三类，我们把它叫做文本的应用型的诠释学，不是语文型的，也不是义理型的。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

另一种就是义理学的诠释学，它是对于文本主要进行义理方面的一种诠释。第二，皇侃《论语义疏》确实进一步扩大了集解的范围。

[35]《全书》第14册，第656页。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

逆理，则获罪于天矣，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乎？言但当顺理，非特不当媚灶,亦不可媚于奥也。同时它也很注意保留汉代以来相关的词义训诂的成就，还要发挥这个时代新的儒学的义理，将之贯通到《论语》的解释中。